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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云福 激情创新:苏南老乡与“星期日工程师”

时间: 2024-01-08 23:56:29 |   作者: www.kaiyuncom如何发家

  在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创始和兴起阶段,无锡乃至苏南农民有一个重要创举,是利用国家计划经济的缝隙,依靠老乡的真诚和政府的倚重,请来了大批“星期日工程师”,突破了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助推了“异军突起”。

  时隔四十年,我们大家可以客观地从传薪者、乡企人和地方施政者三个角度,回顾苏南老乡与“星期日工程师”的往事。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企业从草创起步走向蓬勃发展。广大农民发展工业的积极性更是空前高涨,但大多数乡企一小二缺,缺技术,缺设备,缺市场门路,关键是缺少技术人员。

  当时,苏南农村主要是依靠两类人员来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一是从城市下放或退休在本地的干部、技术工人;二是通过种种关系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城市的工厂、科研机构聘请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师傅,帮助解决急迫难题。这些在职人员到乡企来帮助工作,属于“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业余兼职,往往是星期六下来,星期日干活,星期一又回原单位上班,成为乡镇企业低成本攻克技术难关的一支“别动队”。

  就其时政策视角,这些“星期日工程师”的举动游离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不得不每次都是“偷偷去、突击干、悄悄回”。渐渐的,江浙乡镇企业中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个人群开始壮大起来。随着这支队伍在苏南、浙南乃至全国影响力的增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也在半遮半掩中从幕后走向前台,“星期日工程师”的称谓由此而生。

  从原无锡县的情况去看,他们到乡企工作的主要途径:自行联系,经过亲属和朋友介绍进行兼职活动;政府牵线,乡镇通过召开“同乡会”、返乡探亲人员迎春座谈会等形式建立关系,后来也有通过技科企合作、技术市场等中介机构代为联系。无锡县企业所请来者以上海的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师傳为多,因为上海解放前就有无锡的“冷作帮”、“纺工群”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的“星期日工程师”,按每个乡镇30至50人计,全县35个乡镇超过1000人。

  在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展示了“星期日工程师”亲手绘制的潜水泵电动机的设计图,这是上海人民电机厂工程师沈焕和在1980年代初为无锡县玉祁一家村办企业设计绘制的。那时,他是上海厂的检验科科长,从上海到无锡再到企业来回奔波,十分辛苦,而且还担着风险。据年事已高的沈焕和回忆:那时,我基本上每周去家乡的队办厂,周六晚上乘火车到无锡,再换乘汽车到玉祁,星期日在厂里现场指导,周日下午或晚上返沪,周一到人民厂准时上班。我从制定和贯通工艺流程抓起,再到监测密封件的质量,使队办厂工人逐步掌握了国内当时领先的农排泵密封技术,产品性能和质量指标也达到了行业要求。尽管我是悄悄来回,不影响人民厂的技术业务,但有关领导在全厂中层干部会议上批评了我。其实,我当时帮助玉祁大队厂,是不领工资和补贴的,有时顶多送我一些农村土特产。我当时40多岁,吃得了苦,受得住压力,所以照常每逢星期日就去,而且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我既会图纸设计,懂工艺质量,又能现场操作,能帮他们处理问题,他们戏称我为“神仙下凡”。在沈焕和的指导下,密封盒的产量半年后节节攀升,年产量达到了一万台,有七八十个工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当时,这些科技传薪者能下乡进厂的问题大多在于:乡镇企业有强烈需求。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对技术的需求也慢慢变得迫切。科学技术人员感到有用武之地。返乡进厂当顾问或技师,既能发挥技术专长,补贴家庭收入,又很有面子,亲属和朋友也沾光。而些在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在僵化的经营体制中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面对乡镇企业对技术如饥似渴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苏州也从周边城市引进了各种专业方面技术人才,仅从上海引进的“星期日工程师”就成千上万。[1]“‘星期日工程师’优化了智力资源配置,推动了智力、技术、理念、服务的流动,帮助大批中小乡镇企业渡过难关。”

  “星期日工程师”广受乡镇企业的欢迎,适应了乡企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的要求。他们不但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而且不占企业编制,所付报酬一般不高。在苏锡常,提起“星期日工程师”,许多企业家依然心怀感激。

  1980年代初期,为带领村民们致富,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老书记吴栋材集资30万元,在村里创办了永联轧钢厂。买好了设备,安装好,开工第一天,一根钢筋都没轧出来,只出来了2根歪歪扭扭的废品。“当时就是泥腿子办企业,白手起家,没人懂技术,图纸都看不懂。”后来村里请来“星期日工程师”,解决了技术难题。第二年,轧钢厂净赚200万元,永联村一跃进入张家港10个富裕村之列。

  1990年,无锡瑞通信息企业决定开发通讯电缆产品,其中接续系列模块历来需进口,技术难度很高,堪称拦路虎。美国相关公司人员曾说瑞通十年也搞不出来。总经理汤国江聘请了16名高工和工程师集中攻关,其中的“星期日工程师”,自于沪、锡、宁等城市,通过与本厂技术人员的会同作战,最终逐一突破。汤国江说,难忘无锡市一位过工程师,不辞辛劳地帮企业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他后被浙江温州正泰集团所聘用,成为正泰崛起的技术掌门人。

  从“星期日工程师”的自述,可看出当年他们为乡企技术指导的真实情景。那么,从老乡方面又是如何做的呢?这些“星期日工程师”在乡镇企业很受礼遇,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老乡、“老九”真诚合作,让科企紧密结合,衍生出水融,相得益彰的种种故事。

  在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还陈列一组雕塑,再现了双象“小汽艇”接送工程师的场景。为缩短“星期日工程师”计元良等人从苏州到厂的往返时间,厂长唐炳泉将一条5吨的尖头水泥船进行改制,加棚加动力加座位,号称“小汽艇”,专门用来接送。每当“小汽艇”靠岸,老唐常常出去迎接。他们来厂后帮助设计图纸,进行技术攻关,培训授课带徒,计元良还在双象入了党。当笔者与计元良谈起“小汽艇”时,他仍是眉飞色舞,连说,“那只用玻璃钢作棚的机帆船,遮风挡雨,速度又快,可以称为老唐的杰作,也是双象人的一份诚意。”从1978年开始到双象作技术指导,到退休后正式加盟双象,一路走到现在,他的解释是“两好并一好”,“老唐理念好、待人诚,乡风淳朴,工厂一直在发展,我感到自己有用武之地,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计元良说得对!科学技术人员与企业创业者要“两好并一好”,才能干成一番事业。有两个小厂追科技“摘金获银”的事例也可佐证。

  1985年,无锡郊区河埒电讯元件厂决定研制LT6.5MB陶瓷滤波器。该产品当时95%需进口解决,全国进口了16条生产线万美元左右),效果均不理想。厂长蒋荣豪认为关键要有懂行的人才。当时无锡H厂研究所有一位姓金的助理工程师,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蒋荣豪求贤若渴,经过多次沟通,研究所同意让金工帮助研发。

  蒋荣豪白天跑业务,晚上与职工跟着金工搞研发,吃住都在厂里。陶瓷滤波器的核心是“芯片”,芯片的核心是“配方”,研发人员调试自制设备,不断实验“芯片”配方,经历了数万次的试验,摸索出一些门道。可在关键阶段,研究所却招金工回去,说另有安排。蒋荣豪与金工商量了两全之策,白天金工在自己单位上班,晚上七点钟左右再赶到电讯元件厂,蒋荣豪全陪,两人合作默契。整整6个月,蒋荣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人瘦了十几斤,称得上破釜沉舟,拼死一搏。通过半年艰苦探索,终于试制出了第一批陶瓷滤波器样品。经测试,LT6.5MB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了设计的基本要求,一只陶瓷滤波器竟能代替3只中周,且音质优美,各项稳定性很高可靠。

  事后,有作家把他们两人比喻成“太阳”和“月亮”的握手,终使电讯元件厂流光溢彩,工厂还摘取了全国乡镇企业创优史上唯一一块国家质量金牌。他们两人都争着说自已只是月亮,是有了太阳的光辉才明亮的,是立志创新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差不多的时段,东亭镇北街村办厂长周学良到中科院,巧遇了无锡老乡、高级工程师宋宝珍。受她点拨,他开始了研制一种用于复印机磁性粉的创业之旅。宋宝珍与其丈夫不间断地来厂悉心进行指导,经过三年上千次不分昼夜的试验,1990年产品荣获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并获发明专利,量产后促使日本同种类型的产品在我国连续大幅降价。1997年,复印机用显影剂——磁粉、墨粉的成果研制与国产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周学良与宋宝珍联袂获得被誉为科技界银奖的殊荣。

  那真是老乡、“老九”亲密合作并肩创新的激情岁月!众多企业用“四千四万” [2]精神借脑袋生财,燃放科技之光。

  红豆集团周耀庭在1986年对10余名聘用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开出了500元的月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年薪。

  兴达泡塑公司的华若中,每周六的要事是自驾摩托车接送南京来的“星期日工程师”,来后晚上让他住在家里,自己打地铺睡地板。

  无锡市属大厂工作过的申锡机械吴仁山和华联焊割吴仲贤,深知自主创新乃兴厂之本。1990年代初,他们联合上海科研院所,外聘“星期日工程师”,合力攻关,分别成功研制630高空建筑吊篮和中国第一条H型钢自动焊接生产线,申锡从此真正打开了大上海的市场,迎来全新发展时期;而华联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接着又研制了H型钢重钢生产线,卧式组焊机生产线等钢结构焊装成套设备,产品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隆达铜管的浦益龙未解决生产设备的难题,连续三天到西安压延厂蹲候,向总工程师技术求援,并三顾茅庐从太仓请来了主攻冶炼压延的“星期日工程师”,获得一次开车成功。

  1984年5月16日,习同志在石家庄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言:“无锡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20多亿元,正定县只相当人家十分之一多一点,悬殊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分析,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差在人才上。无锡县从上海请入大批科学技术人员、退休工人,得天独厚地拥有一个强大的智力后盾。”[3]

  “星期日工程师”的兴起,成为科技传薪燃放异彩的高光时刻,在共和国改革发展史上留下痕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从城市工业向新兴的农村工业自发的技术转移行为,体现了先进的科技与灵活的乡企机制的有机结,技术的市场属性导致原来沉积固化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技术外溢,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流向乡镇企业。

  对行聘“星期日工程师”,无锡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了全力支持,为乡镇企业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下乡牵线搭桥并护航添薪。各乡镇普遍召开本镇在外地的工作人员、工程师返乡迎春联谊会,联络感情,鼓励他们到乡企出力,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照。有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工业乡长还亲自上门求贤,发展关系。

  港下乡党委1983年起多次组织企业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召开“同乡会”。当时到港下的各类外地人才、“星期日工程师”、“顾问”等就有100多人。为磁性材料厂一个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乡党委书记与时任市经委副主任的一起到南京898厂当说客,把一名总工程师给拉了过来指导开发。

  江苏第一个亿元村前洲西塘,村党支部书记的唐涌祥识字不多,没多少文化,但懂得借智生财,尊重知识分子。村办色织机械厂不锈钢能承受压力的容器要上规模,上水平,他从航天工业部614所请来了5位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整顿工艺流程、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技术难题攻关。他对全厂职工规定了另类的“两个凡是”:凡是工程师们说的话,句句都要听;凡是工程师们的建议,件件都要照办。如有不同意见找他反映,不准顶撞工程师。

  无锡县乃至苏南各级领导对科技传薪的热忱支持,来自于地方政府急企业所急的朴素认识。不能说当时就有思想认识的先觉,但其实践客观上撕开了计划经济用人方面的口子,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行为,也是施政者敢于顶着左的压力尊重基层企业首创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时,社会舆论对“星期日工程师”褒贬不一,技术人员所在单位叫停,乡镇企业叫好。见诸于报端的两则消息让无锡人着实担心了一番:武汉一位工程师韩庆生因收受农机厂技术咨询费数百元,被判犯了“技术投机倒把罪”。上海一位工程师韩琨利用星期日时间,帮助一家濒临倒闭的社办企业起死回生,接受了企业他发放的报酬奖励数千元,被以“收受贿赂”立案审查。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无锡人没有争辩,没有松懈,而是暗度陈仓,尊重群众借智生财的创造,采用西塘式的“两个凡是”,加大了引入各类科学技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力度,加大了企业经营承包制和培育能人经济的力度,加大了技术改造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大了横向经济联合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力度。为了鼓励职工自学成才,自1984年起,依照国家评定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的条件,在全国乡镇企业中首先开展了评定技术人员职称的工作,有6904人获得了被称为“地方粮票”的专业方面技术职称。

  1988年1月,国务院专门下发了文件,“允许科技干部业余兼职”,全国范围内对“星期日工程师”的争论才尘埃落定。而在这期间,“乡镇企业王国”已在不争论中悄然崛起。1988年无锡一县工业总产值91.5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改革以来十年间年均递增25.4%和16%。乡镇工业的产值、出售的收益、上缴国家税金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各县第一。十年中,平均每年投入22750万元用于设备的更新改造,广泛采用国内外先进设备,实现了脱胎换骨。有一位高层领导曾经这样评价无锡县: 敢为人先、“四千四万”和大力聘用“星期日工程师”借智生财,是成就“华夏第一县”的两宝。

  “星期日工程师”现象反映了苏南乡镇工业初始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要素,即技术来源问题。它折射了在特定历史(转型)阶段,体制、政策、观念,对社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至新时代这种柔性引才、借智生财的机制仍引人关注。当年乡镇企业思科求贤若渴的举措,为当今应对激烈竞争和技术围堵提供了人才致胜的历史借鉴。先行一步的红豆、兴达、隆达、佳腾等企业先后建立院士工作站。隆达浦益龙近年围绕破解高温合金材料行业顶端技术,走遍千山万水,行程60万公里,遍访世界同行名师,集聚了国内外行业的一批顶级专家,协力攻关取得成效。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人才引领驱动”战略。尊重人才与知识、尊重技术的市场属性,发挥引才用才柔性机制作用,对深化改革、增强科学技术创新动力、夯实中国梦的基石,都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

  本文撰写得到了原无锡市人大主任周解清先生、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李建秋先生等人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意!

  1. 中国组织人事报:《苏州:从“星期日工程师”到“聚天下英才”》2021年5月28日.

  2. “四千四万”指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沈云福:《异军先锋:中国乡镇企业发源地观澜论》,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 51页。

  3.编写组:《“四千四万”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生动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三次印刷,第 1~2 页。

  沈云福,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员,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无锡吴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锡山区企业家协会顾问。曾任无锡县(锡山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著有《异军先锋》、《锡商代有华章出》等书,与友人合著《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获太湖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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